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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明时期的“入湖广道”与滇\黔政治中心的变迁

发布时间:2017-07-09 11:30来源:网络

摘要:元代入湖广道的开通,是西南地区出现的重大历史地理事件,具有深远的影响。至明代,普安入黔旧路即元代的入湖广道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导致贵州在西南边疆的战略地位日渐凸显,永乐十一年,贵州建省,今贵阳城市迅速得到发展,并成为贵州地区的政治中心。同时,元代入湖广道的开通,云南地区交通重心东移,造成云南政治中心从滇西大理回归昆明。这一变化,亦成为近代曲靖城市发展的持久动力。而那些远离交通干线、少数民族聚居的两侧山区、僻地逐渐成为经济落后之区。

  关键词:入湖广道;元明时期;贵阳与昆明;滇、黔政治中心的变迁;曲靖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1)05-0150-07
  元至元年间,中庆(今云南昆明)至黄平道开通。这条交通线的走向,大体上是经杨林、马龙、曲靖、塔剌迷、普安、普定(今贵州安顺)、贵州(今贵州贵阳)、葛龙(今贵州贵定)、麻峡、黄平达镇远(今贵州镇远),然后向东与辰州(今湖南沅陵)以东的常行站道对接,故又称“入湖广道”。此道开通以后交通繁忙,并迅速成为云南边疆联系内地的主要通道。元代“入湖广道”的开通,是西南地区出现的重大历史地理事件,具有深远的影响。今贵州地位日益重要,至明代贵州建省,以及贵阳、昆明、曲靖等城市地位的变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表现。关于这一问题,现有的研究成果似乎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笔者从以下几个角度试作评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元代对贵州地区的经营
  从汉晋至唐宋,今天的贵州地区一直是封建统治比较薄弱的区域;至元代这种情形方有较大改变。元朝加强了在今贵州地区的统治,十分重视对今贵州地区的经营。主要体现在:
  一是积极出兵平定今贵州地区,派遣宗王重兵镇守并在上述地区广泛设置地方统治机构。据《元史・地理六》记载,设置的官署如右:位今贵州地区属于云南行省的有:乌撒乌蒙宣慰司,驻于今贵州威宁;普安路,驻于今贵州普安以西;普定路,驻于今贵州安顺;乌撒路,驻于今贵州威宁;茫部路,驻于今云南镇雄以北,其所统治的一部分地区在今贵州境内。属于湖广行省的官署有:八番顺元蛮夷长官司,统治八番顺元诸蛮夷地区,仅西南八番、罗氏鬼国地区就下辖有1620处洞寨、101168户;管番民总管,下辖小程番等53处蛮夷军民长官;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下辖九溪十八洞蛮夷以及雍真乖西葛蛮等处军民长官司等24处;思州宣抚司,下辖镇远府等67处;沿边溪洞宣慰司;播州宣抚司,下辖黄平府等33处土府州;新添葛蛮安抚司,下辖南渭州等131处土州和洞寨;定远府,下辖桑州等5处土州。值得注意的是,元朝在西南地区普遍推行以当地土酋为官吏的土官制度,而在今贵州地区还任命一些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地方官吏,甚至因为任职年久允许世袭,这同样反映了元统治者对上述地区的重视。如蒙古人别儿怯不花,世为八番宣抚司长官,英宗授予他八番宣抚司达鲁花赤之职,别儿怯不花赴任后洞民感悦,有累岁不服者也表示归顺:“吾故贤帅子孙也,其敢违命。”
  二是在今贵州地区举办屯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立乌撒路军屯,以土军114户屯田,田数阙载;延韦占七年(1320年)开普定路屯田,分乌撒、乌蒙屯田卒2000人往赴。八番、顺元同样设有军屯,《元史・成宗二》言:大德元年,八番、顺元等处隶湖广行省,后改隶云南行省,“云南戍兵不至,其屯驻旧军逃亡者众,仍命湖广行省遣军代之”。《元史・刘国杰传》:大德五年(1301年),顺元土官宋隆济、蛇节率众反,湖广行省平章刘国杰在行省西部南北3000里的地域设置38处屯戍,又遣将士守之,“由是东尽交广,西亘黔中,地周湖广,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诸蛮不能复寇”。如此看来,刘国杰在湖广行省西部设置屯田的范围甚广,在西面应已深入今贵州地区。
  元朝积极经营开拓今贵州地区的措施,是前代所没有的。元朝在今贵州的积极经营,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明永乐年间贵州地区升格为一个独立的行省政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朝重视并展开对今贵州地区的积极经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多条重要交通线经过这一地区。至元十三年(1276年)后,元朝开通自中庆经乌蒙达叙州的水陆驿传,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又开通自中庆经贵州达镇远的驿道,并前行接通辰州(今湖南沅陵)以东的常行站道。后来,元朝又在镇远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沅江水道设立24处水站,行旅等至镇远可分流走水路或者经陆路继续北上,于是此道便成为云南进出湖广地区联系内地最重要的交通线。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廷又开设从中庆经乌撒达泸州(今四川泸州)的驿道,前行西北可以抵达成都,或转东北可达重庆。上述诸条交通干线开通后,今贵州地区成为联系今云南、四川、广西和湖南地区的交通枢纽,正如《元史・地理六》所言:“贵州地接八番,与播州相去二百余里,乃湖广、四川、云南喉衿之地。”
  二、明代贵阳城市的兴起
  明朝建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今贵州地区的统治和经营,交通是明初加强在贵州地区军事控制最重要的原因。郭子章在《黔记》中指出:“盖贵州乃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山多箐广,流水涵淳,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戎岁给仰于湖广、四川两省,盖本非都会之地。……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由此看来,贵州省的建立,最直接的原因,是明王朝着眼于西南边疆的巩固和对西南地区统治的加强,开一线以通云南。
  洪武十五年(1382年),为了保证征云南大军的后勤保障,朱元璋即谕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诸土酋长曰:“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在今贵州设置都指挥使司,并在贵州境内建置众多的卫所,这些卫所大多数都分布在沿着云南经贵州去往湖广的大道两旁,其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保证这条重要干线的畅通。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立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独立建省。贵州建省,重要目的仍是为了保障交通干线的顺畅。就当时而言,西南地区与内地的交通干线最重要的是由云南经贵州入湖广,经洞庭湖地区北上的道路,即明代所称的普安入黔旧路。为此,明代贵州省辖府一级政区治所和军队卫所大多沿着这条交通线设置。随着贵州高原的逐步开发,滇黔入湖广大道的开通,贵阳城市的战略地位凸显,并最终成为新的贵州行省的政治中心。
  元朝以前,今贵阳地区处于当地蛮族控制之下。北宋初年,当地土著首领普贵以所控制的矩州(今贵阳及其邻近地区)内附,当地土语将矩讹读作贵,宋朝因其发音而命普贵为贵州羁縻州长。宋太祖《赐普贵敕》书云:“惟尔贵州,远在要荒。”贵州之名始见于文献。元朝设八番顺元宣慰司,置宣慰司都元帅府,改贵州为顺元,屯驻城中。今贵阳开始建筑土城。明朝是贵阳城逐渐成为中心城市的勃兴时期。洪武十五年(1382年),对宣慰司城(顺元城)进行扩建,使其城周达九里七分,成为贵州地区最大的城市。永乐年间,置贵州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将三司置于此城,使贵阳成为了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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